山西焦煤西山煤电转岗分流10378人

有些事项必须以法律直接规范（绝对的法律保留或称议会保留）。

甲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征用乙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口罩也不符合比例原则。面对紧急情形,政府如何依法行政,公法学上有两种进路:有限的超法律主义和宽松的法律主义。

域外一些有关征用程序的立法,大体上是简化征收程序的结果。在中国《宪法》文本中,私有是和公有对应的概念,公有包括国家所有和 集体所有。疫情防控中法律人的贡献或许只能是制度的阐释。《宪法》第13条第3款只从受到影响的权利种类区分征收和征用,《物权法》增加了两个区分维度:是否紧急;是动产还是不动产。问题是甲市所在省的《突发事件应急征用与补偿办法》规定征用不告知财产权人,仅一般性公告,要求财产权人申请补偿,是否合法呢?如前文所述,征收的适用情形不是紧急需要, 法律规定了相对复杂的程序,给予财产权人最大限度的保护。

比例原则包含四个内容:目的正当性、适当性、必要性、法益相称性。征用的损失补偿逻辑上可以分解为两种情形:被征用财产未毁损、灭失的,返还被征用财产+财产被征用期间的使用权损失;被征用财产毁损、灭失的,返还财产被征用期间的使用权损失+被征用财产毁损、灭失的损失。西方国家为督促和吸引企业建立合规管理体系，通过对那些实施有效合规计划的企业给予宽大的行政处理，来推行一种针对合规的行政监管激励机制。

我们无法了解中国证监会究竟向这些企业提出了哪些方面的合规要求，也不知道这些企业究竟作出了哪些合规承诺。至于究竟如何加强内控管理，提交怎样的整改报告，中国证监会则没有提出明确的要求。这一方面可以使行政和解协议的内容为社会公众所知情，符合行政执法公开透明的理念。二是通过对疑难行政执法案件达成和解协议，推动案件快速解决，尽快明确和稳定市场预期。

从立法意图来看，行政和解制度的试点主要预期目标有四个 ：一是通过责令行政相对人交纳高额的行政和解金，及时弥补投资者的经济损失。而假如涉案企业从来没有建立合规管理机制，就谈不上改进或者完善合规体系的问题。

四是破解相关制度供给不足的现实难题，对那些在法律上难以定性的行为，在不给出明确结论的情况下，通过和解加以结案。由此才能对潜在的违法违规企业形成一种积极效果，吸引其通过建立合规机制来换取行政和解的机会。四是商务部（DOC），尤其是其下设的工业与安全局（BIS）。经上述五家机构提出申请，中国证监会最终与其达成行政和解。

假如与中国证监会达成行政和解协议，涉案企业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建立合规管理体系，又如何有效地纠正违法行为或者进行积极整改呢？ 企业合规机制要得到普遍推行，就需要监管部门建立有效的合规激励机制，也就是对那些建立合规计划的企业在适用行政和解程序时处于优先地位。英美国家的政府监管部门对于达成行政和解协议的案件，都会将这些和解协议的文本进行全文公布。作为回报，中国证监会终止了对申请人有关行为的调查和审理程序。八是金融业监管局（FINRA）。

根据证监会发布的2020年第一号公告，2015年，司度（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与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国信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千石创富资本管理有限管理公司、国信期货有限责任公司五家机构，因涉嫌违反账户管理有关规定，以及违反资产管理业务有关规定，被中国证监会进行监管调查。中国证监会责令上述五家机构分别交纳6.7亿元、180万元、1000万元、235万元和100万元的和解金，同时要求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公司的内控管理，并在完成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而涉案企业不仅要承诺加强内部管理，还要切实采取进行内部整改的具体措施，如此方能换取监管部门对行政调查程序的终止，避免更为严厉的行政处罚后果。涉案企业在交纳行政和解金之后，既不颁布合规章程，不建立合规组织体系，不针对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客户等违法违规行为制定专门的合规政策和员工行为守则，也不针对上述合规风险确立有针对性的预防、监控和应对机制，那么，所谓的纠正违法行为和积极整改，就将是一句空话。

另一方面也使那些涉案企业受到一定程度的惩戒和威慑，既要积极配合监管部门的处理，完善合规体系，又要避免再次出现违法违规行为。2019年4月，中国证监会与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9名申请人达成行政和解，这是2015年中国证监会试点行政和解制度以来的首个行政和解案例。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公告，2013年10月至2015年7月间，高盛亚洲自营交易员通过在高华证券开立的高盛经纪业务账户进行交易，同时向高华证券自营营业员提供业务指导。五是财政部，尤其是其下设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但是在从事行政监管过程中，运用合规手段实施监管活动的通常是以下部门 ：一是司法部（DOJ）下设的多个职能部门，如反垄断部门等。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监管部门对于涉案企业并没有明确的考验期，也没有对企业建立内部管理机制或者采取积极整改措施，或者进行持续不断的监督和检验。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执法领域率先引入行政和解协议制度，属于行政执法价值理念上的重大突破。三是联邦贸易委员会（FTC）。

当然，对于高度配合监管调查的企业，监管部门也可以不派驻合规监督官或者合规协调员，而是要求企业定期提交合规进展报告即便行政机关与企业没有达成和解协议，合规计划的建立也可以成为行政机关对企业减轻、免除民事罚款或者作出其他宽大处罚的重要依据。

五是财政部，尤其是其下设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除了一些弹性十足的模糊条件以外，可操作的适用条件是案件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上等属于疑难案件，行政相对人愿意交纳高额行政和解金。

可惜的是，中国证监会在试点实施行政和解制度时，没有针对证券期货领域的合规风险发布专门的合规管理指引，致使涉案企业在纠正违法行为积极整改建立内控机制等方面，缺乏基本的合规指引。我们无法了解中国证监会究竟向这些企业提出了哪些方面的合规要求，也不知道这些企业究竟作出了哪些合规承诺。经上述五家机构提出申请，中国证监会最终与其达成行政和解。四是商务部（DOC），尤其是其下设的工业与安全局（BIS）。

这一方面可以使行政和解协议的内容为社会公众所知情，符合行政执法公开透明的理念。六是环境保护署（EPA）。

其次，中国证监会没有将企业建立合规机制作为适用行政和解程序的前提条件。作为回报，监管部门终止行政执法调查程序，不再对行政相对人实施行政处罚。

监管部门根据企业违规以及建立合规计划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是否派驻合规监督官或者合规协调员，定期对企业建立合规体系的进展情况进行检查和督促。但从中国证监会公开发布的案例介绍来看，这些企业都被要求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公司的‘内控管理，并在完成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至于究竟如何加强内控管理，提交怎样的整改报告，中国证监会则没有提出明确的要求。不仅如此，英美国家在行政和解协议中会与企业签订专门的合规条款或合规文本，对企业建立怎样的合规管理机制提出非常明确的要求。而涉案企业不仅要承诺加强内部管理，还要切实采取进行内部整改的具体措施，如此方能换取监管部门对行政调查程序的终止，避免更为严厉的行政处罚后果。这些合规条款或者合规文本会成为行政和解协议的一部分，或者作为附件成为检验企业是否履行行政和解协议的主要依据。

作为回报，中国证监会终止了对申请人有关行为的调查和审理程序。而假如涉案企业从来没有建立合规管理机制，就谈不上改进或者完善合规体系的问题。

作为回报，中国证监会终止对申请人有关行为的调查和审理程序。西方国家为督促和吸引企业建立合规管理体系，通过对那些实施有效合规计划的企业给予宽大的行政处理，来推行一种针对合规的行政监管激励机制。

和解协议的基本内容是，行政相对人交纳行政和解金，并承诺改正所涉嫌的违法行为，消除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七是卫生和公共服务部（DHHS），尤其是其下设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